2024年11月13日下午13：30，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历史专业系列讲座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风华浙东大讲堂”第89讲，准时开讲。应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邀请，著名历史学家、直播 博士生导师周书灿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下的中国奴隶社会有无之争》为题，为人文与传媒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宁波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凯教授主持。
周教授首先从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特色谈起，尤其强调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史学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范式和面貌的变化，指出了当下中国史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后指出，目前先秦史研究向高层次突破，重点不在于一味地追求哑的田野考古资料和碎片化的出土文献问题，而重点应对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例如，如何避免由于概念的分歧而导致的自说自话（如封建，分封），如何避免机械生硬地运用多重材料问题，如何在学术批判过程中完成问题之解决与问题之解散，克服学术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乃至倒退问题，如何建立宏大体系，克服因资料碎片化和不确定性导致的附会、夸大、武断及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现象，还有就是如何正确看待西方话语和自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问题。接着，周教授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民族学材料等，在充分的证据支持下，肯定中国古代经历过包括奴隶社会在内的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夏商时期较为普遍地存在指定服役制度，夏商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奴隶社会，是无可置疑的。
紧接着，周教授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兴起、发展与演变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者的理论重构。周教授指出，黄现璠对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者的反驳和批判偶有击中郭氏要害之处，但与此同时，在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过程中，在语言学材料及证据和方法运用方面，也屡屡产生诸多新的问题。
黄先生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以偏补偏，以左纠左的论述，贯穿于黄氏论著。黄著中，情绪宣泄类的抱怨和反右、文革时期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盛气凌人乃至人身攻击的表述，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郭沫若奴隶社会肯定论反驳与批判的学术品质，也大大降低了论著的学术质量和价值。周教授批评沈长云先生极力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论述，不断夸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字未提的中国古代历史的特殊和社会发展道路与古希腊、罗马的不同，武断地判定“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是“发达的奴隶制”，“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是“不发达的奴隶制”，这一 “发达”“不发达”区分，将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断引向新的混乱。批评沈先生沈先生对“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说的论证，暴露出反反复复的循环式论证、陈陈相因的碎片化证据、先入为主的想当然推断及自说自话的自娱式评判等突出问题。沈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重构和古史体系重塑的学术实践中，并未跳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论框架，这就使得其在学术转型和话语体系转换的背景下，对于先秦社会形态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面临着破立两难、进退维谷的尴尬困境。
周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者的理论重构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批判，并对近年来赵轶峰、徐义华、黎虎等学者去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背景下对中国历史分期所作新的阶段划分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予以揭发。强调逃避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辩论终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